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之《引论——庐山会议的由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回顾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1958年口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耍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