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22年4月22日《新京报》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64 pages. ISBN: 0520082869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ISBN: 9787214224866.
1980年代中期开始，以罗威廉（William Rowe）《汉口》两部曲的发表为标志，美国汉学界一度出现过一种研究倾向，关注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领域、精英自治运动乃至“市民社会”的出现过程。在这一研究趋势中，最常被提到的著作有五部，分别是：
-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译本于200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译本于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冉玫烁（Mary Rankin）：《精英行动主义与中国政治转型：浙江省，1865-191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
- 萧邦奇（Keith Schoppa）：《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中译本于202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 史谦德（David Strand）：《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中译本于202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一史学潮流中，除最为引人注意的罗威廉外，接踵关注城市政治及其产生背景的研究，即为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该书脱胎于作者198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1920年代的北京：政治秩序与大众抗议》（Peking in the 1920s: Political Order and Popular Protest），1989年正式以著作的形式出版精装单行本，1993年又出版平装本。现今该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成功弥补了关于中国城市政治史汉译上一枚“遗珠”的缺憾。
一、内容梗概：人力车夫及其斗争，还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角色
《北京的人力车夫》全书共分为12章，其中第1章近于背景介绍，第12章“城市政治中的秩序与趋势”则属结论。本书的写作具有非常鲜明的结构性特色。全书将1929年10月22日人力车夫与电车公司的冲突（第11章）作为叙事高潮，在此之前的9章，则可以比作“人物登场”与“剧情发展”，是在给这一幕作铺垫。以此为线索，可以将全书（除第1章背景介绍与第12章结论外）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2、3章）是对人力车行业社会状况的鸟瞰。作者指出，人力车夫与乘客之间的阶级差别以高度具象化的方式呈现——衣服简敝的车夫在下挥汗奔跑，着装整洁的乘客在上安坐，也令这一行业处于社会矛盾显而易见的前沿地带，冲突频发。车夫面对车厂主的压力，难缠主顾的刁难，流氓、骗子和不法警察的侵害，严峻的生活成为团结与凝聚车夫群体的外部力量，这是车夫群体卷入城市政治的重要缘由。
第二部分（第4-6章）考察与人力车夫群体关系紧密的三类社会要素：市政管理组织（警察）、法团组织（商会）和新交通工具（电车公司）。其中电车公司最为重要。作为人力车夫最大的竞争对手，电车于1924年12月在重重困难中登场。商会以人力车夫的反对情绪为筹码，试图干涉电车公司组建；但在电车公司寻求北洋政府的支持后，商会又不得不有所退却。作者指出：“电车未能在1920年代树立起一种为足够多的人提供方便的清晰形象，从而也就无法摆脱诸如人力车夫迫害者、税收和公益负担的合适目标、洋人的危险发明，以及价值可疑的现代邪物等其他形象。”（p. 162）
在第三部分（7-10章）中，作者呈现出，人力车夫群体内部从“同行帮衬”的朴素情感纽带，向能实现更广泛动员的组织性联系过渡，为此，作者梳理了工会组织等市民团体作为商会等法团组织以外另一势力的兴起过程。在1920年代中期，通过效仿和渗透传统行会制度，工会这一现代劳工组织逐渐在北京取得了初步的地位（第7章）。这些组织的动员能力部分地源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如同乡会、茶馆等（第8章）。换言之，1920年代群众政治和团体政治的绽放，使得城市政治“不再只是精英仲裁和政府机关的专属领地”（p.226）。
这种城市政治的新趋势，在1920年代中后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受到严峻考验。如1926年奉军夺取北京前后，面对抛弃现代政体基本原则的强横军阀，商会等法团组织在城市政治中的地位高度依赖于以往在北京市民团体中建立的权威（第9章）。奉军退出后，北京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法团及工会的权力网络则被卷入了国民党内部斗争之中，从而令城市政治呈现出另一面貌（第10章）。动员人力车夫，在北京是一个城市政治问题，而在北京以外则是国民党人争夺权力的问题。
1929年，随着电车公司公布“环路夜线”项目，电车与人力车的争端进入白热化。总工会中张寅卿一派试图打倒支持电车工人的掌权派别，对人力车夫一再加以煽动，传统行会、警察乃至市政府都逐渐丧失了调停的能力。结果是人力车夫发动大规模暴乱。历经多年培育的城市政治格局，有消减社会矛盾的“调停”的一面，但也有令事态升级的激烈一面。
在作者看来，民初北京城市政治是一种“错位的发展”。无论是北洋前期相对稳定的政府，还是后来的军阀及国民党“党治”的尝试，这些外在势力都试图强力干涉城市局势。然而，这些势力都没能将权力伸入到城市社会的迷宫中，从而一再在施展权力后转为守势，令城市政治中的既有秩序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沿着另一条道路生长，偏离图解式的“现代政治”而表现为复杂的面相。作者将这种既有秩序应对、吸纳新兴团体的冲击以维护权威的机制，称为“守势政治”（Politics on the Defensive）。
在这一机制中，一些地方精英一方面能够与更高级别的政治力量建立联系，又能“以当地的资源和支持为筹码换取更高层级特权和职务”，从而使南京国民政府这样的政权“得以滑行在中国社会的表层，并能以最小的代价控制地方日常事务，从而获得最大的政治机动性”（p.331）。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的政治运动，未能直接孕育一场社会革命，在近代史叙事中被置于以农村为主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面，但它依然哺育了一种近代城市管理者-市民之间的交互模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政权控制城市提供了条件。
二、人力车夫的斗争与“公共领域”
城市政治，在近代欧洲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启发了许多社会史研究者用城市中的社会政治发展轨迹来衡量欧洲以外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进程。本书也不例外。《北京的人力车夫》出版后，被列入了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这是本书在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定位。
1990年，罗威廉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一文即提到本书。罗威廉注意到史谦德对“官-公-私”三者作出区分，并且聚焦于“公”的范畴，也就是市民团体、法团组织及其实施动员的场所和舆论圈 。这也正是罗威廉在《汉口》两部曲中提出的研究路径：在官府和民众个人生活之间，通过寻找被称作“公”的空间，例如公共生活的场所、公共舆论的传播平台等，划定它们有别于“官”和“私”的界限，观察它们与社区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透视近代中国独立于官府以外的“公共领域”的存在。
史谦德的研究与罗威廉《汉口》两部曲的确有颇多合拍之处，他在书中提到过罗的讨论令他“受益匪浅”（p.194）。作者在论述市民团体的组织过程中，也强调，公共生活的场所如妓院、澡堂、公园等地点，是市民交换情报、议论时事的信息枢纽，并举1922年玛格丽特·桑格在北京演讲后其言论即得印刷流通为例，试图说明这些场所的公共性。
对史谦德乃至罗威廉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1991年，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召开的工作坊“中国曾经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吗？”工作坊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给予了批评。魏斐德认为这些讨论夸大了“公”的力量，以及“公”与“官”“私”之间界限的显著性。他指出，《北京的人力车夫》与罗威廉的论述有着类似的缺陷；正如史谦德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欧洲“公共领域”概念的成立，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剧烈两极分化之上的，而与此矛盾的是，北京的商人群体和商会都倾向于依靠政府权力，与国家并非对抗的关系。史谦德的修正是，民国时期的“公共领域”是有限的、“软性的”，并无明确界限 。不过读者大概不会对这种言辞上的修正非常满意。
今人阅读史谦德的研究，大约会得出与魏斐德相似的印象。诚然，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北京大学等高校内的公共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史谦德将这种局限在学校内的动员机制扩大到澡堂、妓院等市民生活中的场所，未免过于夸大。事实上，作者并未真的拿出多少能够体现这些生活场所（尤其是在高校以外）实施动员的具体案例。作者也承认，车夫散居城市各处，彼此又有竞争关系，他们之间团结的纽带十分脆弱（65-75页）。这似乎并不能证明人力车夫暴动源自团体意识下的有效动员，更不能说这种动员源自“公共领域”对国家的反抗。
再如，作者对同乡会这一乡谊纽带给予厚望，但整个清代，旅京同乡组织虽然为成员提供羁旅京华的低水平福利援助，并且能够让其成员有一定的议事空间，但其广度十分有限。清末“公车上书”时粤东新馆的盛况，毕竟仅是个别事件。在这一点上，白思奇（Richard Belsky）在《地方在中央：晚期帝都内的同乡会馆、空间和权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中的思考值得重视，会馆的政治功能更多表现为两点：
- 作为同乡京官在京政治活动的场域，担当协调中央和地方两个不同层级的政治活动的角色；
- 以空间布局和与之相连的仪式，令同乡团体确认对帝制国家的忠诚。
换言之，同乡会馆的作用，应置于国家内部看待，是国家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问题，而非对国家权力的制衡。
正如杨念群指出，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应当谨慎地辨析中西语境差异，全面地检视经验论据，评估历史场景，以期解决西方地方化经验普世化“削足适履”的矛盾 。有鉴于此，史谦德在本书中的叙事图景，恐怕更应视为一种讨论的起点与尝试，而非理论上的“定论”。
三、北京史的关照重点：社会与文化之间
治北京史者都会意识到，虽然北京历史悠久且辉煌，文献掌故众多，但作为一座典型的建制城市，如何能够从这座城市的历史中找到她的特色，如何能够发现北京在作为“中央”化身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以外的意义，如何能不把北京史书写成一部王朝更迭史，始终是研究中的难题。
北京史最明显的生长点，便是北京城中大量的古迹，它们是城市历史的具象化沉淀，同时又是历史掌故的发生场所，代表着北京历史文化的特色。从这一角度出发，以城市历史地理、历史建筑、历史文物为中心，书写城市传统文化的历史，便成为北京史最重要的一种叙事取向。早在1949年，侯仁之先生《北平城市地理》作为北京城市史研究的开创作品，便以此路径展开。此后如韩书瑞（Susan Naquin）的《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也是从城市寺庙的角度透视城市社会的组成形态。相比于史谦德的研究，韩书瑞涉及的时段更早，跨度也更长，并未像史谦德一样急于考察城市政治中不同团体的利益冲突与协商，而是考察寺庙作为政治秩序的文化符号，以及城市社区的公共场所的特殊作用。国内这方面的新著尤多。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团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均围绕城市古迹、“三山五园”等园林景观书写文化史。
与此相比，从传统或近代的北京社会入手，考察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城市政治，相对来讲难度会更大一些，史料上的局限，对研究者来说不容小觑。早年研究者如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即有此憾，史谦德的研究大多采用当时《益世报》等报纸登载时事作为案例，但对民国北京报纸有所涉猎者，想必都会理解，报章所载颇近今日之“社会法制新闻”，会突出其中猎奇冲突的情节，作为现象分类展示尚可，但难以深作推求。今天的北京史研究者大多可以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等较为系统的史料来弥补报纸的不足，较之史谦德的时候已经颇为改善。近年来出版的“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系列，即属结合多种史料，书写北京社会的专题著作。
在明晓以上两种研究路径的特点以后，再来评估史谦德的著作，会意识到其中种种不易及突破之处。《北京的人力车夫》并非如史明正及其同时期的社会史著作那样较为明确地书写一部“现代化”的故事。相反，史谦德很明确地指出了“新”和“旧”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电车并非一路凯歌地顺利替代人力车，新社会团体也并非单线地取代旧有行会，正如民主政体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传统政治机制的死亡一样；同时，作者最终的立论，也建立在能够利用传统政治资源、动员仍然被传统机制控制的人群的精英之上。这令作者的论点超越了同时代的“现代化”叙事，而进入了中国近现代史更为多元与复杂的理论领域。后来周锡瑞编纂中国近代城市史的另一著名作品《重建中国城市：现代性与国族身份，1900-1950》（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年）时，史谦德在结语中也仍然坚持了这一看法。
虽然史谦德将北京特色文化场所引入社会史的努力，有一些不够妥帖之处，但他对城市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尝试作出论述，这方面的努力可说是时代先声。后来的研究者如董玥（Madeleine Yue Dong）《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将目光投向1920年代末、失去政治中心的光环以后的北京，更多着意于城市文化风貌中“非古迹”的“气质”，如回收二手货行业、“庙市”等平民生活中的特征性元素。尽管董玥和史谦德之间的差别颇大，但从社会与文化关系的角度加以透视，会发现二人都在试图结合两种不同路径，将社会或文化的研究资源哺育对方，而非仅“就古迹谈文化”或“就报纸谈社会”。再如新进研究者墨安屴（Emily Mokros）《晚期帝制中国的京报：国家新闻与政治权威》（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也是以“非古迹”的文化现象为切入点，考察北京城市在政治现象中的角色。它们都是北京史研究方法中推陈出新的代表作品。
史谦德的著作出版后，成为了北美汉学北京史研究的一个标杆，受到韩书瑞等后来人的盛赞。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很少见如本书一般，在叙事上精巧设计，将一件城市暴乱事件嵌入城市政治的图景中，为其撰写一部历史的脚本。写作上追求结构性，当然不免贻人“削足适履”之讥，但平心而论，作为读者而言，这种阅读体验上的提升较之对周详的追求要显著得多。在作者笔下，1920年代的北京宛若一出话剧，主角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配角警察、法团和市民组织，反派则是电车公司，他们一起将剧情推向高潮。相较于我们通常认知中以农村革命为主旋律的近代史，这一出城市政治剧却也提示出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从这一角度而言，史谦德的这部著作虽然诞生于三十多年前，今日再读，仍然会为其中的种种思考而产生共鸣——无论作者的尝试是否切中肯綮，这大概便是本书的魅力，也是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城市政治史这一学科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