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企業菁英與超級富豪階層也順勢取得了無以倫比的政治權力，他們可以凌駕政府、支配社會遊戲規則，並一步步的支解立意在保護弱勢群體、勞工與中產階級權益的經濟管制措施與社會保障體系。他們排斥任何限制其行動自由與資本回報的全球治理或監管機制，他們可以影響美國法律與國際規則，也可以左右國際貨幣基金與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的觀點與政策
在華爾街推波助瀾之下，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美國帶頭進行大幅金融鬆綁，拆除金融防火牆，全面開放衍生性金融產品，並壓迫各國家全面解除跨國資本流動管制與放棄政府對匯率市場干預，其結果是大量資金湧入外匯與商品期貨交易套利，投機交易凌駕真實避險需求，熱錢在世界各地興風作浪，製造了一波波的金錢遊戲、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
金融自由化…驅使金融資本全面流向投機性的虛擬經濟，不但給所有國家帶來難以承受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也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扭曲與干擾
國家機構逐漸喪失扭轉資本主義下所得分配趨向兩極化的能力，也逐漸失去維護弱勢團體享有社會晉升公平機會與保障勞動市場參與者基本權益的能力，更失去節制巨型跨國企業濫用市場壟斷權力的能力。因此民主作為「國家層次」的政治體制日漸成為一個空殼子，既無法維護公民的福祉，也無力滿足公民的政策需求，使其合法性基礎受到嚴重侵蝕
美國政治最大的難題是政黨與政治菁英都被少數利益集團綁架。軍工企業集團、網路科技集團、華爾街投資機構與大銀行、跨國能源企業、大型媒體集團、製藥與醫療集團等主要利益集團的代理人盤據了國會兩院的各個常設委員會。這些利益集團的還可以驅動大律師事務所、大會計公司、信用評等機構，與倚靠企業主捐贈的東西兩岸大小智庫幫他們出謀獻計並引導輿論。這導致過去三十年美國的產業結構愈來愈集中化，強者恆強，大者恆大，壟斷與獨占資本橫行。這也必然導致嚴重的腐敗與尋租。這些占據寡頭與獨占地位的巨型企業可以靠壓制競爭者而攫取超額利潤，他們的高獲利模式主要並非源於創新與效率，而是靠其市場壟斷地位以及左右法律與政府政策的政治影響力，讓其可以併購同行、濫用智慧財產權保護與法律訴訟，或享受合法避稅與超額租稅補貼
社會分裂與政治敗壞
全球化的紅利與風險之分配嚴重不均
主流政治人物紛紛失去這批選民的信任，因為這些熟面孔不是已經被利益集團徹底綁架，就是面對經濟與社會難題束手無策，選民寧可寄希望於毫無從政經驗的新手
新自由主義思維頌揚個人自由，但也同時獎勵自私、自利與貪婪，並鼓勵對物質欲望無止境的追求。美國富裕階層的所得稅率在發達國家中是最低的，而且跨國企業都盡可能將利潤隱藏在國外租稅天堂，他們自私自利到連最基本的社會義務都設法擺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