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data. Your feed. Your control. The fediverse was built on communities, not corporations, deciding how they interact.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now brings that same accountability to the rest of the web.
Mastodon instance manag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m in the process of dropping US tech services. Here’s how I did it, and options you should consider.
「放」大： 川普政府大幅削減了針對跨國企業、股市操縱及海外賄賂（如 FCPA）的調查資源。這意味著，涉及數十億美元、由「白領階級」發動的結構性貪腐，其法律成本降到了歷史新低。這被視為對大型資本的放行。「捉」小： 與此同時，政府將龐大的執法資源（如從國稅局 IRS 抽調的專員）轉向打擊社會底層或邊緣群體。例如：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嚴查政府津貼詐領、以及加強對街道犯罪的武裝鎮壓。這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法律對於有權有勢者變得更有「彈性」，而對於無權者則變得更加「剛硬」。這種執法不公會像「結構性裂縫」一樣，逐漸瓦解社會的信任基礎： 法律正當性的崩潰(cynicism)當公眾意識到「法律是為了保護某些人，同時用來約束另一些人」時，法治(rule of law)就變成了「權治(rule by law)」。影響： 民眾會對制度產生深刻的犬儒主義(cynicism)。一旦人們不再相信法律是公平的競爭準則，守法的動機就會下降，導致社會合作成本激增。 階級與族群的對立加劇「捉小放大」的策略通常帶有明顯的針對性：族群分裂： 強力針對移民與特定社區的執法，會讓這些群體感到被國家「獵捕」，進而產生強烈的排斥與仇恨感。貧富對立： 當大企業可以因「國家經濟利益」而免於行賄處罰，小老百姓卻因微小的稅務過失面臨重罰時，這種不公感會轉化為民粹主義的動力，讓社會陷入無止盡的內耗與抗爭。 制度韌性的喪失(fragility)社會凝聚力依賴於「社會契約」，即：我讓渡一部分自由給國家，換取公平與安全。影響： 當契約的一方（權力者）不再履行公平義務時，社會系統會變得極度脆弱。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或重大災難，民眾將不再配合政府，導致國家治理陷入癱瘓。美國金融界與法律界目前正面臨一場「信譽衰退(credibility recession)」。當權力者將法律工具化，短期內或許能換取經濟的靈活性或特定選民的支持，但長遠來看，它正在拆除維持美國長治久安的底層邏輯：「公平競爭與法律尊嚴」。一句話總結： 這種治理模式在收割短期政治利益的同時，正在透支美國未來幾十年的社會團結與國際信譽
隨著發達國家的財富分佈越來越富者越富、窮者越窮，貧窮的青年不生孩子，現在落後國家的人口也因地球太擁擠而增長速度慢了下來。那麼，如果全球人口最終抵達增長的極限，這對掌控全球財富的極端富豪（0.0001%階層）而言，不是簡單的「業績下滑」，而是一場「系統性的滅頂之災」。目前的財富積累模式本質上是一個「以人口增長為基礎的龐氏騙局」。一旦人口紅利消失，極端富豪們將面臨以下三個毀滅性的打擊： 資產泡沫的終極破裂：沒有「接盤俠」極端富豪的財富主要存在於股票、房地產和債券中，而這些資產的價值依賴於「未來的增長預期」：房地產崩盤：房價能漲，是因為永遠有更多年輕人需要進城買房。當人口停止增長，大部分城市的房產將變成「負債」而非「資產」。消費市場萎縮：像亞馬遜、蘋果這類巨頭，其估值建立在「不斷擴大的用戶規模」上。當全球消費者總數封頂，企業將陷入「零和博弈」，利潤率會因為極度競爭而趨於零，富豪的股價也會隨之崩塌。 勞動力結構逆轉：從「剝削」轉向「討好」過去200年，富豪能致富是因為勞動力供應充足（廉價）。議價權移交：當人口萎縮，勞動力變得極度稀缺。年輕人不再需要為了生存而接受低薪。極端富豪必須支付極高的薪資，甚至讓出股份，才能維持企業運作。福利支出的壓力：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政府會被迫向富豪徵收高額的「機器人稅」或「遺產稅」來供養龐大的老年人口。富豪的利潤會被「高昂的工資」與「沉重的稅負」雙重夾擊。 最深刻的預警：富豪的「方舟計畫」如果人口停止增長導致社會崩潰，極端富豪可能會進入「堡壘化生存」：脫離大眾：他們不再需要「大眾市場」來致富，而是利用AI和機器人建立自給自足的自動化領地。生存門檻：這對窮人最危險的一點是：當富豪不再需要你的勞動力（因為有AI，也不再需要你的消費（因為經濟已崩塌）時，他們就沒有動力維持你的生存環境。 這就是為什麼在2026年，關於「全民基本收入(UBI)」的討論如此激烈，因為這是避免平民被徹底「邊緣化」的最後手段。 對極端富豪來說，人口停止增長意味著他們必須從「賺平民的錢」轉向「控制生存的根源」。如果你不再是他們的生產力，也不是他們的市場，那麼在他們的眼中，你就只是在「消耗資源」。這才是全球人口停止增長後，底層民眾面臨的最殘酷現實
極端富豪的「堡壘化生存」指的是他們正試圖利用科技將建立一套「脫離大眾社會體系、資源自成閉環」的極高端基礎設施小型閉環。要實現這種「自給自足」，超級富豪正在布局以下三種「硬科技」轉型，讓 AI 從「寄生大眾」轉向「獨立生存」： 能源脫鉤：從「依賴電網」到「微型核能(SMR)」超級富豪深知大眾電網在動亂中極易崩潰。 微型模組化反應爐 (SMR)：這是2026年矽谷巨頭（如 Bill Gates 支持的 TerraPower）最核心的投資。SMR體積小、可埋入地下、一次加燃料可運行10–20年。自給邏輯：富豪的堡壘（如在紐西蘭或德州荒野）會配備私人的SMR。這套能源不再需要供養幾百萬平民，而是專供其「私人數據中心」和「機器人防衛系統」。AI在這裡不再是為了服務全球用戶，而是為了精準管理堡壘的生命維持系統。 水資源脫鉤：從「抽取河水」到「空氣製水與閉環冷卻」水源問題目前的解決方案是「封閉式冷卻技術」： 閉環系統：未來高端的數據中心會使用液冷技術(liquid cooling)，冷卻液在管道內循環，不需要像現在這樣大量蒸發淡水。大氣集水(AWG)：利用AI優化的吸濕材料，直接從空氣中提取水分。雖然效能較低，但足以支撐一個百人規模的堡壘與其自動化溫室。這意味著富豪不需要與窮人搶河流，他們直接「搶奪」空氣中的濕度。生產力脫鉤：從「全球供應鏈」到「本地自動化循環」目前的富豪依賴窮人勞動力，是因為他們需要「大眾市場」產生的奢侈品。但「堡壘化」意味著他們轉向「按需生產」： 分子級3D打印與機器人工廠：AI不需要10萬個工人在工廠工作，它只需要100個維修機器人和原材料。只要富豪控制了「能源（核能）」與「礦產儲備（稀土、金屬）」，AI就能在堡壘內部為其製造一切所需——從義大利麵到無人機零件。 專業人士的「AI化」與「階級替代」富豪們確實需要科學家與技術工作者，但他們正努力將這些人的功能轉化為數位資產：自動化研發(AI scientists)：OpenAI或Anthropic的進階模型已能執行理論物理與生化實驗的模擬。富豪只需在堡壘內部署AGI節點，就能替代大部分基礎研究員。技能的「黑盒子化」：他們不需要100個工程師，只需要5個掌握核心代碼的「大祭司」，其餘的維修與操作交由具備視覺識別與精準操作能力的AI機器人執行。致命的「忠誠度」問題：這是極端富豪最怕的。他們深知，如果大戰爆發，家裡的保鏢或醫生可能會因為家人受威脅而反叛。因此，他們正大力開發「無人化武裝系統」與「醫療手術機器人」，目的是在極端時刻，用「不會背叛的代碼」取代「有情緒的人類」。 富豪不是「不需要社會」，而是想把社會「工具化」。他們害怕人類的瘟疫、害怕人類的背叛、也害怕人類的短缺。所以他們發展AI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只有上帝（富豪本人）與天使（AI/機器人）」的私人天堂。然而，這存在一個巨大的法治與倫理漏洞：如果AI出現了連富豪也無法修復的bug，或者外星/敵對勢力的AI駭進了這個閉環系統，這個「堡壘」就會從「避風港」瞬間變成「高科技墳墓」。他們對社會的徹底切割，也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人類群體最核心的優勢——「群體智慧的冗餘與互補」
當極端富豪試圖透過「孤立」來保存財富與生命時，他們實際上是進入了一個「生物學與社會學的死胡同」。根據生物多樣性模型與社會崩潰模擬，這些「堡壘生存」家族健康生存100年的機率，低於5%。 生物學的「死刑」：近親繁殖與基因衰退即便富豪擁有最先進的醫療 AI，也無法對抗遺傳學規律：50/500規律： 遺傳學認為，要避免近親繁殖抑鬱(inbreeding depression)，至少需要50 個個體；而要維持長期演化潛力，則需要500人。極端富豪家族（通常僅十幾人）遠低於此門檻。歷史的教訓（哈布斯堡家族）：歐洲皇室歷史證明，為了「保存血統與財產」而進行的近親通婚，最終導致了嚴重的智力退化與生理缺陷。2050 年後的景象：即使最初幾代能透過「胚胎篩選」避開遺傳病，但在隔離環境下，人類的免疫系統會因為缺乏與多樣化病原體的接觸而變得極度脆弱（就像溫室裡的花）。一場微小的AI故障導致的通風系統洩漏，就可能讓整個家族因一場普通感冒而滅絕。 資源爭奪與「自相殘殺」：零和遊戲的終局富豪們的思維本質是「競爭」而非「合作」：黑暗森林法則：不同的堡壘之間會為了爭奪最後的清潔水源或稀有零件（如SMR反應爐的控制晶片）而發生衝突。內部的「篡位」：這是最現實的風險。堡壘內的保鏢、工程師或AI維護員在社會崩潰後，很快會意識到富豪的「數位財富」已毫無價值。掌握槍桿子和維修扳手的人，才是真正的統治者。歷史上的獨裁者鮮少能在孤立中安享晚年，堡壘富豪極可能死於內部的「技術政變」。 多重崩潰下的「健康生存100年」機率評估(2026–2126)挑戰領域失敗原因存活100年的衝擊遺傳多樣性近親繁殖、基因漂變毀滅性 (機率減少40%)技術可靠性AI bug、零件老化、缺乏供應鏈高風險 (機率減少30%)心理與社會幽閉恐懼、權力鬥爭、階級固化中高風險 (機率減少20%)環境極端化氣候變遷導致堡壘結構受損中等 (機率減少5%) 最終估計：為什麼只有5%？那剩餘的5%是留給誰的？那是留給那些「不選擇完全孤立」的富豪。微型社會模式：只有那些願意建立「小型自治村落」（包含至少500名具備多樣化技能與基因的平民、科學家與農民）的富豪，才有一線生機。孤立者的結局：那些自私地帶著後代鑽進地下掩體的家族，最終會發現自己不是蓋了避難所，而是為自己的血統蓋了一座「高科技陵墓」。人類的生存依賴於「連動」，而非「孤立」。超級富豪試圖用「錢」來買斷物理定律與生物規律。但在2126年的後末日世界，最後活下來的極大機率不是躲在掩體裡的富豪後代，而是那些在南半球（如澳洲、阿根廷）具備強大社區互助能力、基因多樣性且能適應極端環境的「平民倖存者」
推動花蓮的合作經濟體系政府花很多錢在推動地方創生，並且希望發展地方亮點。然而，如何才能真正的治本而非只有治標，就得回到「經濟模式」來看。...
難的並非規劃設計的過程，而是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像划龍舟，慢慢來或許比較快「一開始聽到都更後坪數要砍半、裝潢費用好幾百萬全部打水漂，我就問誰願意？」于先生說，「但那時候因為很多專業者的陪伴，在長久的耐心溝通下，我才終於把視野從數字上慢慢移開，看見其他價值。」……我們該注重的是『最後想要什麼效果』……這是每個人的心境轉變，一部分是緣分，一部分則是能不能把視野放到更遠、更大的未來……真誠與不懈的溝通，才終於影響了鄰居們，產生共識……對生活最了解的就是社區本身……「社區意識到自己能夠發聲」……怎麼讓社區可以去思考，『也許我們可以討論、發聲』，就是我們社區營造的角色應該傾聽、引導
「台北都更解壓說概念館」源自大直北安段公辦都更案捐贈之公益設施，「112年度台北都更解壓說概念館空間...
向企業經營觀念取經-面對問題要主動、且用跳脫慣性框架的創新思考或許會有不同的視角和行動方式來面對都更議題
目前社區在面對都更問題常常會處於是被動等待和依賴公、私部門的專業資源協助期待……
揪伴共同編製｢社區自主更新實作指引手冊｣的行動計畫從社區住戶的視角來廣徵大家面臨的痛點問題(由下而上)集思廣益的思考並嘗試討論更多可能的解決方向
這樣的編制手冊發想概念也將朝向類似維基百科編制的精神(共同創作)廣納各方看法見解來增加對都更議題推動的廣度與深度
領導人堅定信念貫徹始終與重視傳承，團隊的經營與群策群力才能走得長久
社經地位不高、人民剽悍，曾經是……一個化外之地
為什麼台灣政府相關單位仍故步自封？……政府在口頭上鼓勵山村發展微型經濟之餘，是否也能在法規上實際給予支持…協調，修訂出跟得上民間[小型創新企業]腳步的合理政策……？
地方創生最重要的在『人』，這個『人』代表的也是政府官員的思維
社區解說員很多原本可能生活沒有目標，但在接受訓練後整個人都變得有自信
臺灣最缺願意做事的人，談到做事，大家都會說好，「好、好、好！」「你去做就好！」但多年的社區經驗讓他發現，只要參與者覺得透過這樣的工作自己會有所成長，大多數的人還是會繼續再來參與。
「生態旅遊只能當副業，不能當主業。」林晏州直接卻中肯的闡述生態旅遊的意涵…… 經營者或周遭居民也絕不能有靠著旅遊致富的不當憧憬，要懂得把握細水長流的原則，那才是永續經營的不變法則。「慢慢吃，不會太撐，但絕不會餓死；吃太快，只會噎著，更因而讓子孫斷糧。」
the site managers and local residents must never have such an illusion that ecotourism can bring instant wealth
陳美惠覺得最難是觀念的轉變，「過去滿腦子都是拼經濟，會影響到當地環境，甚至人與人的關係」
「這些鄉村走過台灣大開發年代，但當居民看到有野生動物，有那麼美的山村、溪流，有那麼好的人情味，就要呵護她，不再殺雞取卵。」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陳美惠，人稱「本土生態旅遊教母」，過去20年，她陪伴幾十個社區尋找與山林永續共存的經濟模式——從養蜂、種菇、養山雞，到開展深度生態旅遊。這些故事集結成書《里山根經濟︰社區林業的知和行20年》，記錄社區轉型的一步一腳印。 山村綠色經濟碰上疫情，也是生態旅遊的一次壓力測試。當外國人來台灣已不只是要看夜市、逛名勝，疫後的生態觀光產業如何永續下去？陳美惠和開辦生態團的旅行社業者，提到改革法規、培訓人力、改善交通配套、推廣企業員工旅遊等，都是未來機遇。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陳美惠（右）及經典雜誌副總編潘美玲（左），撰寫《里山根經濟︰社區林業的知和行20年》並舉行新書發布會。攝影︰袁慧妍 「最難是觀念的轉變」 14日，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與陳美惠、經典雜誌副總編輯潘美玲，舉行《里山根經濟︰社區林業的知和行20年》新書發布會。林業保育署長林華慶稱，全國很多社區都開始探索在地資源，推動社區生態旅遊，「應該讓她展現原來的美麗」。 而這個過程中，陳美惠覺得最難是觀念的轉變，「過去滿腦子都是拼經濟，會影響到當地環境，甚至人與人的關係」。 2002年，陳美惠在當時的林務局工作，研擬社區林業計畫；2004年她轉任屏科大教授，並成立台灣首間社區林業研究室。她首個輔導的生態旅遊案例，是墾丁社頂部落——1984年墾丁國家公園成立時，不少部落被劃入國家公園範圍，禁止狩獵漁撈，官民起了劇烈衝突。至2006年，陳美惠走入社頂部落，每週一兩晚與居民開會幾小時，再開兩小時夜車趕回屏東市，隔天一早回校上課，這樣的生活她過了三年，慢慢打開居民的心。 在社頂部落，陳美惠規劃了梅花鹿尋蹤和日夜生態體驗等行程，也是南台灣首個以自主營運和生態旅遊獲利的部落，2015年獲第三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團體組首獎。 早期屏東社頂部落進行第一批的夜間觀察導覽。圖片來源︰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區林業中心提供 這些保育與生計之間的拉扯，在輔導其他社區或部落時也同樣發生，陳美惠提了好幾次「要化解不信任感」。她利用人際網絡影響更多居民，「不要只講保育，居民沒感受，我們的主張是保全跟活用」。 這20年間，台灣除生產既有的龍眼蜜、荔枝花蜜外，社區小農也開發出花蜜、草蜜、樹蜜等森林蜜；從段木香菇菌種弱化，到打造出社區型菌種中心；在恆春里德社區，獵鷹者變成護鷹者，開拓了生態觀光的商機。這些不同的社區，從一級農業生產，二級加工，做到三級旅遊行銷。 花蓮鹽寮社區發展林下養蜂。圖片來源︰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區林業中心提供 林華慶稱，20年來社區林業推展過程中，已執行了3371項計畫。以最近五年為例，共計970項計畫中，與林下經濟相關的「樹木與生活篇」共92件（9.5%），與生態旅遊相關的「森林育樂篇」則有226件（23.3%）。林業保育署正研擬國際認定的有效保育地（OECM）認證標準，預計明年下半年推出指引，推估有五成以上社區林業有潛力可被納入。 林下養雞。圖片來源︰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區林業中心提供 「不願意負擔對等的價格，去反映地方的價值」 20年奠下的基礎得來不易，推展社區生態旅遊仍會面對什麼困難？又如何在疫後報復式的出國潮中走出一條路？ 風尚旅行社總經理游智維12年前開始開辦部落或環境相關旅遊，他說，民眾認為城市團的價格高，以為社區旅遊的成本最低，「但這是錯的」，因為社區的材料、人力都稀少，提供服務和產品的成本更大，「可是大家不願意負擔對等的價格去反映地方的價值，這是台灣很大的問題。」 政府不同部門都有推出生態、部落、農村、文化旅遊等，但游智維覺得這些只是為了「滿足KPI」，既沒有有效投放資源，又沒法提供深度的旅遊設計；台灣大部分傳統旅行社，仍然以辦護照、買機票、報團、訂房間為主要業務，「台灣有幾千家旅行社，如果都能成為政府連接社區資源的地方，旅行社不只是中介者，未來能否成為供應者？」 農民在新書發布會上介紹產品和社區林業發展。攝影︰袁慧妍 另一家提供生態旅遊服務的原森旅行社副執行長黃俊翰則指，疫情期間成了生態旅遊的壓力測試，當人潮過多，就考驗當地居民導覽的能力。但優質的社區，還需要有資源爭取曝光，吸引旅行社注意，「例如可成立推廣協會、聯盟，參與政府單位的觀光活動」。 黃俊翰認為，一般散客會認為自行開車也可四處遊覽，散客市場較難推進，未來可考慮開拓企業團體員工旅遊市場。他也建議政府可提供交通接駁，讓不開車的民眾也可較容易接觸到社區。 「時機到了，國家應該要重視這一塊」 除一般政策改善、人力培訓、資源和預算投放外，陳美惠提議要改革法規。她指，受《發展觀光條例》第27條所限，只有旅行社可以帶團做生態旅遊，社區自行做串連型旅遊則不被允許。不過，「大部分旅行社都忙著帶出國團，沒幾多旅行社會專心經營這種產品」，故不能只靠旅行社與少數社區合作；當政府希望社區自立自強時，「有沒有法規讓社區在合法情況下，呈現地區優質的產品？」 2019年，她曾成立「社區小旅行合法化推動平台」和發起連署，倡議將社區特色小旅行、生態旅遊、農事或部落文化體驗等，以特定區域內的深度體驗為特色的地方產業，統稱為「特定地區小旅行」，並修訂發展觀光條例，新增特定地區小旅行專章，或由支持輔導特定地區小旅行的部會，如有法源依據者應修法納管（如《農村再生條例》），如無法源依據者（如文化部），應立專法或管理條例。 「外國人來台灣已不只是要看夜市、逛名勝。台灣的生態旅遊、里山，都可以為台灣觀光助力，這是一般觀光業者做不出來的。時機到了，國家應該要重視這一塊。」陳美惠說。
「要化解不信任感」
It’s impossible to reform our economic system without altering the alloc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at prevents such reform
What we must do
movement... to unite the poor, working and middle class, people of color and white people — everyone who has barely had a raise in 30 years and who now feels cynical, powerless, and disenfranchised
starting in July 2021, 36 million American families began receiving pandemic payments of up to $3,000 per child ($3,600 for each child under six).The result? Child poverty dropped by at least a third, and the typical family gained some breathing space.This hugely successful experiment ended abruptly in December 2021 when Senator Joe Manchin joined 50 Republican senators in rejecting President Biden’s Build Back Better Act, which would have continued it.They cited concerns over the experiment’s cost — an estimated $100 billion per year, or $1.6 trillion over 10 years. But that’s less than big corporations and the rich will have saved on taxes from the Trump Republican tax cut of 2018. Repeal it, and there would be enough money. The cost is also less than the increase in the wealth of America’s 745 billionaires during the pandemic. Why not a wealth tax?The experiment died because, put simply, the oligarchy didn’t want to pay for it
Capitalism is consistent with democracy when democracy is in the driver’s seat — reducing the inequalities, insecurities, joblessness, and poverty that accompany unbridled profit-seeking
human domin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nature follows from social domination between humans
Murray Bookchin (January 14, 1921 – July 30, 2006[2]) was an American social theorist, author, orator, historian,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 A pioneer in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3] Bookchin formulat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social ecology and urban planning within anarchist, libertarian socialist, and ecological thought. He was the...
Bookchin's vision of an ecological society is based on highly participatory, grassroots politics, in which municipal communities democratically plan and manage their affairs through popular assembly, a program he called Communalism. This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purposefully promotes autonomy and self-reliance, as opposed to centralized state politics. While this program retains elements of anarchism, it emphasizes a higher degree of organization (community planning, voting, and institutions) than general anarchism. In Bookchin's Communalism, these autonomous, municipal communities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via confederations
The best arena to do that is the municipality—the city, town, and village—where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face-to-face democracy
an ecological social society that maintains a balance between its parts and whose communities can organize their lives independently
Democratic confederalism[1][2] (Kurdish: Konfederalîzma demokratîk), also known as Kurdish communalism or Apoism,[nb 1] is a political concept theorized by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 leader Abdullah Öcalan about a system of democratic self-organization[4] with the features of a confeder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autonomy, direct...
凡是國內各族都該一視同仁，社會底層處境比原住民還不堪的，大有人在
封路封山為何事 司馬昭之心乎？山不該成為禁臠？※ 我坐在山上默默不語的看著腳下風景，我和北得拉曼山域間說是隔著一場夢，不如說是隔著一重柵欄。有誰能解夢、有誰能撤除柵欄？是山、是雲、是人？我們替被
潛臺詞其實是：爲什麼華人社會要被迫弱肉強食而原住民可以受保護？无怪優惠少數弱勢又因歷史結構有滅絕危機文化的政策在美國台灣爭議不斷，這兩個弱肉強食的社會。要麼原住民也要弱肉強食、文化滅絕就是競爭力不夠，要麼社會轉型成沒太強調各家競爭，合作、整合(integration)
Acculturation is a proces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that stems from the balancing of two cultures while adapting to the prevailing culture of the society. Accultur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an individual adopts, acquires and adjusts to a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of being placed into a new culture, or when ano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