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培力工作坊𝘓𝘦𝘴𝘴𝘰𝘯１ ✦公民參與對公共事務的重要性講師 ⟣ 陳祺忠 苗栗縣環境保護協會理事長／台灣石虎協會專員⟣ 鄉村與都市概況與問題⟣ 可參與公共事務公開程序現況說明（中央、地方）⟣ 可利用之手段工具說明⟣ 公民參與對公共事務推動的重要性
＃公民培力工作坊𝘓𝘦𝘴𝘴𝘰𝘯２✦如何參與在地社會運動講師 ⟣ 陳祺忠 苗栗縣環境保護協會理事長／台灣石虎保育協會專員⟣ 如何走進抗爭現場⟣ 抗爭有哪些手段工具需要掌握⟣ 組織如何健全⟣ 該如何規劃抗爭⟣ 該避免的一些問題
台灣資訊公開做得不夠好，很多開發案資訊還是沒公開，尤其是無需環評的，而公民參與則淪為走程序，開發單位向來就是有辦就好，許多案例都是前端公民溝通不足，造成後面抗爭反對爭議不斷
《城市要變好，公民不可少》溫哥華公民參與機制經驗分享講師：林聖崇（淨竹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前生態保育聯盟總召、監督施政聯盟環境能源組組長）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監督施政聯盟
溫哥華政府迫切且認真的推展公民參與
由前立委陳椒華召集推動成立的監督施政聯盟，在5月初舉辦城《城市要變好 公民不可少》—溫哥華公民參與機制經驗分享，監督施政聯盟安排旅居溫哥華多年的淨竹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聖崇，分享親身參與體驗溫哥華公民參與機制的經驗。除了帶領大家瞭解溫哥華政府用什麼方式推行公民參與、又是如何提升民眾參與意願，以及與台灣做法的差異性，激發大家對公民參與有更立體的想像與實踐，並共同探討如何在台灣推動更多元的公民參與機制，讓自己的城市更進步更美好。
積極性公開訊息必須及時性：公開訊息的時間, 政策草擬階段？政策已經定案？充分公開訊息有效公開訊息,要讓閱聽者很方便瞭解。 開放政府必須做好：公民參與的機制？實質有效參與？鼓勵民眾參與的機制做了嗎？成效如何？檢討報告也應該公佈
有利於環保團體參與和生存的空間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1004 2004/10/23 苦勞報導一、環運對中央施壓：新十大建設的遊說過程 記者：請談談環保團體針對新十大建設的遊說過程。 林聖崇（以下簡稱林）：...
#督政盟講座 《城市要變好 公民不可少》—溫哥華公民參與機制經驗分享...
公民參與 是城市進步的基石，但台灣現有機制卻有諸多限制
南部場來囉！#公民參與 是城市進步的基石，但台灣現有機制卻有諸多限制！如果你想瞭解公民參與推動和執行的更多可能性，邀請你至現場參加講座，聽講者分享親身體驗國際典範溫哥華公民參與機制的經驗，激發更立體的想像與實踐！
團隊成員有許多是在地人，除了戴老師本身是鳳林人之外，其他老師在計畫之前就和鳳林有許多連結，有些甚至已經耕耘數十年。例如……東華臺灣文化學系郭俊麟老師的田野場域也就在鳳林，甚至參與撰寫花蓮縣誌和鳳林鎮誌。孫老師認為，越熟悉本地環境，需要磨合的時間就越少，對於團隊的成功組建相當關鍵。此外，東華環境學院長期參與當地的環境運動以及社區總體營造，甚至在地方發生抗爭時也扮演很多角色，因此對居民來說，研究團隊是很熟悉也是長期存在的夥伴……然而即便有此優勢，團隊開始執行計畫時也歷經多次來回溝通與修正，特別是光電本身引起的爭議，從不同面向影響不同群體，就算是支持方也有許多是有條件的支持，而反對方的理由更多元，從反對政府能源政策到關切負面衝擊，還有些並不反對光電，只是不贊成地面型，只支持屋頂型
今 (2024) 年四月三日早晨，花蓮近海發生芮氏規模7.2的大地震，其中在北北桃部分地區實際震度達到四級，許多居民卻沒有收到國家級警報，引發議論。一些專家學者指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基礎科學觀測與研究仍有很大缺口，包含長期發震機率圖和東部海底斷層構造等還需要更詳細的資訊，使得初估震度與實際震度有不小落差。 從地震到颱風等天災，再到人口與經濟等社會變遷，各式各樣影響社會生態系統的「驅力」持續作用於花蓮，但這些驅力本身、驅力間的作用過程、驅力產生的結果，科學上仍有很大未知數。事實上，今日的花蓮，除了來自海底的驅力尚待釐清之外，還有來自中央政府能源政策的驅力，即是逐漸在各地建置的光電設施，除了可能影響當地的社會與生態，也關乎著當地以及全國淨零轉型目標能否達成。TSH在此脈絡下，訪問LTSER花蓮站的成員們──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孫義方教授 (以下稱孫老師) 、李俊鴻教授 (以下稱李老師) 以及戴興盛教授 (以下稱戴老師) ，本文將從他們在花蓮長久深耕的經驗中，探討成立剛滿一年的LTSER花蓮站特色，以及促進理解光電與社會生態互動的關鍵角色。嘿CIRES，疫情之下還好嗎？
「他們希望不只是光電，也能協助理解農村人口老化、缺工、以及人口外移的重大的社會生態變遷。」
要預期花很多時間坐下來討論與對話，並透過共同讀本與議題作為基礎，才能建立團隊、培育人才、以及找尋到解方。孫老師則坦言，光是聽懂彼此講的話就很不容易，「我們每週有讀書會討論社會生態系和治理方面的議題，還有好幾次大家一起關在某個地方三天兩夜腦力激盪，讓大家至少語言可以互通，知道你講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不會想成另一個東西」。三位老師以韌性 (resilience) 為例說明，不同學科在定義上都圍繞著如何在重大事件衝擊後復原到一定程度的概念，但如何監測韌性，就有很大的不同。自然與生命科學會有很清楚的量化指標，例如生態學中的適應地景 (adaptive landscape)，可以量化某一狀態經過擾動後，是否能回復到原先狀態，但大部分社會科學概念的韌性因子是質化的，例如社會資本。「我們當然也能把社會網絡畫成一張圖，但很難給出具有科學意義的量化指標。」戴老師指出，社會對於光電的接受度，很大程度取決於信任度、好感度、以及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問卷統計頂多呈現趨勢變化，但這也有非常大的主觀性，「前期磨合主要是理解多元想法，不要一開始就質疑別人，或預設別人的想法沒有意義」
國科會和學校穩定的財務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李老師強調，長期監測可能沒有回報，或是10年才能看到一些成果，「這是一種社會服務，監測20年可能才會有一些東西能講，但三年五年內真的很難，對年輕或新進老師而言很辛苦，沒辦法很快發文章、拼升等」
更重要的是尋找出主導這個社會生態系統變遷的重要營力，以及最能反應系統變遷的項目，將他們納入長期觀監測的系統之中
國科會諮詢委員希望我們聚焦，但鄉親們卻有很多希望團隊可以幫忙觀測的項目。不只有風機，光是水質就有藻華爆發和雞糞污染。王老師補充，團隊有能力做的就去做，做不到的就請外部協助
已有其它機構在搜集的資料，計畫能利用串接方式取得資料，就不再重複投入
因牽涉法規，就非學術單位能協助。「和權益關係人明定邊界，我們能促進行動發生，但不是行動發生的單位。」
觀光人潮也正在衝擊著地方生活。宋老師說：「假日停車位根本不夠，也影響採蚵三輪車進出作業，攤販和寺廟收益有增加，但攤販多是外來的，有多少收益進入當地社區、對當地福祉為何，是我們正在研究的課題之一。」
串接內政部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的基礎社會經濟資料，團隊也將新聞報導、地方文獻以及訪談資料
「一府、二鹿、三艋舺」，這句描述臺灣西岸港口變遷的俗諺，後面還有「四寶斗、五番挖」的說法，而番挖即是今日的芳苑，在鹿港淤積後，芳苑曾是中部主要的「貨物轉運站」，但在廿世紀上半葉，逐漸隨著淤積而繁華散去，並成為全國人口外移最嚴重的鄉鎮之一。如今在政府致力於發展再生能源之際，芳苑風頭水尾的特色成為風電發展的熱區。在風機一支支豎起的同時，一旁的沿海濕地也面臨「轉運」，彰化縣政府爭取劃設國家級重要濕地，期待藉此保護農漁民生計免受風機及光電板影響，但也引發民間各方爭論，有些人認為限制光電及各項產業發展，將錯過國光石化之後再一次的經濟發展機會，有些人則認為這是遲來的環境保育措施。 從航海時代的「風帆」到淨零轉型的「風電」，芳苑地方光景不斷隨著環境與社會變遷而起起落落，自然環境變遷化以及從地方到中央推出的各項政策，都讓芳苑的社會生態地景不停的變動，也左右芳苑未來的發展路徑。但是在缺乏對過去變動的盤點與對現況的調查，我們難以評估這些自然以及人的作為，究竟對這塊土地的人以及棲居其間的眾多生物有何影響，也無法在各項開發或者保育政策推動之初提出基線資訊，從而論述這些政策與作為可能的社會及環境影響。已
LTSER Changhua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彰化站訪談資料
博後與助理們騎車在街上觀察，逢人就聊天，或是坐在港邊看漁民卸貨，不斷找尋能實際與當地居民一起行動的契機，直到2022年7月，臺東縣府委託災修南寮漁港的外包廠商，進港下錨時把石朗潛水區一處外型酷似復活節島摩艾石像的珊瑚礁岩扯斷了。……計畫團隊在觀光業者和漁會組織之間穿梭，了解此事對當地衝擊非比尋常，因此在事後，設計一些活動凝聚共識……摩艾石行動後，綠島團隊與漁民群體更緊密了，開始搜集卸魚資料。「綠島漁業規模較小，被許多統計忽視，沒人知道他們長期抓多少魚、賣多少錢、賣到哪裡。」Allen老師強調，絕不能一開始就把「搜集資料」連結到「管制」，「要讓漁民感覺抓魚是驕傲的事，而不是好像偷偷摸摸在破壞生態，叫他們不能抓這個或那個」，團隊目前累積37位漁民一起使用海漁基金會的卸魚申報app，結合特定活動確保與漁民討論珊瑚礁的漁業採捕現況，對照資料一起商量怎麼調整……COVID期間補給中斷，吃油的發電和機車都停擺，震撼了綠島居民，能源轉型因此成為居民切身話題……綠島民眾對政府缺乏信任感，包含過去資源投入、利益不平衡……Allen老師指出，世界上大部分有珊瑚礁的都是開發中國家，例如印尼、菲律賓、斐濟、馬爾地夫等。「他們的社會需求與發展策略絕對和臺灣不一樣，使用的研究架構也不一樣。」而少數已開發國家，如澳洲的大堡礁，已是嚴格限制漁獵的制度管理。「但綠島不可能做這些管制，臺灣也從來沒辦法真的管制漁獵。」
坐落於臺東外海，面積比桃園機場大一點的綠島，有大約四千多位常住居民；但每到春夏旺季，經常迎來每年三十多萬人的觀光旅次。儘管龐大的人流意味著當地重要的生計來源，但也對當地有限的資源產生龐大壓力，從最基本的食物的取得，到推動觀光所需的自然生態美景，以及遊客旅遊過程中會使用的能源與各類資源，再加上氣候變遷加劇，以及多次颱風及COVID疫情的衝擊，都使得綠島的永續發展充滿挑戰。 2022年，國科會與中研院合作，在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綠島海洋研究站設立第三個「臺灣長期社會生態研究 (Long-term Social-Ecological Research, LTSER)」核心觀測站，沿著「生態」、「環境」、「社會」三個主軸，佈署各項儀器與專業工作者，展開長期的觀測和研究，並捲動居民和廣泛的權益關係人，從科學面以及複雜的社會網絡中，收集關鍵資訊，一起找尋適合綠島邁向永續發展的解方。
主計總處時隔30年再次發布國富統計報告，公布台灣家庭財富分配統計結果，民國110年最富裕的20%家庭財富是新台幣5133萬元，財富資產最少的20%家庭，平均每戶僅有77萬元；兩族群差距高達66.9倍，明顯比民國80年差距16.8倍大很多。
行政院主計總處睽違30年，再次發布我國家庭財富分配統計，根據結果，1
睽違30年，主計總處今天再次公布財富分配統計，110年五等分位的家庭財富差距倍數擴大至66.9倍，台灣家庭財富吉尼係數則為0.606，優於其他國家，主計總處官員表示「我們財富分配比較均勻」。
主計總處今天公布最新家庭財富分配統計，110年底平均每家庭財富為新台幣1638萬元，但中位數僅894萬元，官員表示，兩者差距大意味著財富分配不均，不過強調經濟高度自由發展地區會出現的必然現象，世界各國都是如此。
勞力所得如薪資採累進稅率，而富人主要財富來源、錢滾錢的資本所得、利得卻採分離課稅，「資本所得越來越脫離掌握」，例如證券交易所得不課稅、股利所得僅課徵28％單一稅率，房地產部分，雖然105年實施房地合一稅有累進，但仍屬分離課稅。他強調，分離課稅無法綜合性考量，對於真正的富人有課稅效果
後20％家庭佔不到1％財富， 平均欠債卻最高達405萬元
早些年遺贈稅的確採用累進方式，最高稅率達50％，後來馬政府卻大幅調降至10％單一稅率，即使蔡政府將遺贈稅些微提高到20％（中間有分15%級距）
睽違30年，主計總處再次公布家庭財富分配統計，顯示貧富差距擴大，外界關注下一次公布統計是何時，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表示，隨著調查技術與大數據發展，接下來會定期發布統計，「我認為4年做一次很恰當」。
除了政黨的貪腐和侵占、賤賣國家資源的各種手段，台灣人過去30年來的痛苦，主要都是緣自藍綠共同的財經信仰與產業政策：通過租稅減免與壓低工資等手段，讓財富向上集中，期盼富人與企業因而不出走；集中資源創造明星產業，讓其他中小企業自生自滅或淘汰；讓頂層1%的人盡量地富有，期待著向下滴流給其他90%人的資源會因而增多──這就是所謂的「雷根經濟學」、「向下滴流經濟學」」、「供給面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我們期待財富向上集中後，會被用來提升投資與研發意願，促成產業昇級並擴大就業機會；事實是不知道有多少資金被拿去炒地皮，有多少資金被拿去投資對岸而製造我們的競爭者，也不知道有多少政府補貼是在助長企業家的貪婪與不勞而獲，鼓勵他們不長進。結果，研發沒有增加，投資沒有增加，產業沒有升級……這樣的政策，必然導致財富向上集中，房價衝上雲霄，工作機會流失，薪水逐年下降
如果藍綠背後的財團早已勾結一氣，立法院的藍綠黨鞭交情好到匪夷所思，政黨將是換湯不換藥，即便輪替一百次也於事無補。如果藍綠背後的意識形態、財經思想與產業政策還彼此雷同，掉在同一個陷阱內，就更別指望政黨輪...
藍綠背後的財團早已勾串在一起，而且藍綠的財經與產業思維也大同小異，都是為了財團的利益而犧牲90%的台灣人……當90% 的台灣人都期待政府拚「全民經濟」（inclusive development）時，藍綠政府卻沆瀣一氣地在全力拚「富人經濟」（exclusive development）……屈服於新自由主義和財閥的壓力，一邊主張社會民主與清廉從政，一邊屈服於富人經濟
積極引入外商的投資，讓老闆加一倍，就可以激化企業的良性競爭，並且造成「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勞方市場，而使工資上漲幅度超過房價漲幅，讓經濟成長的果實全民分享，而從「富人經濟」轉向「全民經濟」……政府如果積極引進優質外商來投資，得利的是受薪階層，但台灣的企業（尤其是可以直通行政院與總統府的大財團）卻必然會不高興。你說，如果沒有一個跟90%台灣人站在一起的第三黨，政府是會聽財團指使而排拒優質外商投資？還是會積極引入優質外商，來逼迫國內企業改善勞工的待遇？
減稅集中在富人和高科技產業──越能賺錢的稅率越低，越難賺到錢的稅率反而越高，豈不是存心要讓中小企業倒閉？
The early neoliberal ideas of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had sought to chart a middle way between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mplemented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laissez-faire economics many in the society believed had produced the Great Depression ... it would substitute fo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oal of laissez-faire as a means to this end, the goal of the competitive order ... By the 1970s, neoliberal thought...focus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was adamant in its opposition to nearly all forms of state interference in the economy
in practice, this "market fundamentalism" has led to a neglect of social goods not captured by economic indicators, an erosion of democracy, an unhealthy promotion of unbridled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and economic inefficiency...
那么，进化不是说“物竞天择”吗？物竞天择不就是适者生存吗？物竞天择不就是弱肉强食吗？物竞天择不就是个体(individual)竞争(competition)吗？这不就是自由市场竞争吗？进化证明绝对的个体自由是合理的，合理化(justify)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私主义。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强权就是公理！简单来说，“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个森林法则（又叫丛林法则）是
the deliberate weakening of social protections has produced greater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nsecurity
Joseph E. Stiglitz considers what 40 years of anti-government, low-tax, deregulatory advocacy have wrought around the world.
領導人堅定信念貫徹始終與重視傳承，團隊的經營與群策群力才能走得長久
我們常遇到一開始很多人表達有興趣參與，但能夠堅持到底的人是少數，有時讓人感到孤單，甚至還要面對生態旅遊發展太慢、經濟上無法立竿見影的質疑。當滿懷理想想要協助社區走向永續的旅遊發展，但又是快不得，雖是居民的信心危機，但也在考驗著團隊的信念與決心
人事的問題最磨心，而一個社區總是需要一些「石磨仔心」。磨到現在，即便彼此曾經有過多次意見不合，甚至爭吵，至今還是很重視珍惜著彼此。「 十六年前，因為觀念不合，幾乎吵了快一整年」……曲折磨合
「社區的工作很磨人，更磨心。」「沒有傻子般的傻勁與執著，大概就做不了地方的工作。」
人事關係複雜，既勞心又勞力……很多次都想直接放棄了……除了與地方一起打拚的決心毅力之外，社區工作者有一定的的人格特質，視野高遠，也還需要有柔軟身段，才能低下身段、捲起袖子
高EQ，以及柔軟的身段
社區工作首先必須與地方做溝通，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如果想要將理念實踐，必得要透過溝通，有這一層功夫，概念方能轉譯成價值。」 但也唯有取得信任（信任是一種社會資本），居民聽得懂，社區才動得起來，否則美意到了地方，反而變成爭奪資源的戰場，更遑論還有因為工作分配不均、頭銜、意見不合等其他問題……
「社區工作，太笨或太聰明的人都做不起來的。」
做好社區工作可以養活自己，但是肯定不會賺大錢
現在的社會氛圍仍很『速食化』
「很多社區工作最後會『走鐘』”，主要是因為初衷的改變，如果志工的初衷從『為人民服務』，之後傾斜成『為人民幣服務』，最後自然不會有好的合作結果。」
可貴之處是在計畫形成初期，社區和公務同仁一起溝通討論形成共識的過程。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社區林業計畫非常重視人才培育…巡護……長期下來累積社區的社會資本與環境資本
「夜間遊程是社頂部落生態旅遊一個很關鍵的里程碑，給了鄉親很大的信心，讓居民看到了希望與目標，從過去開會時的三三兩兩，轉變成大夥兒積極參與投入，凝聚了當時幾乎要瓦散掉的團隊。」陳美惠回憶道。
過程中的磨合，有時候因爲價值觀念不同，或有意氣之爭，反而形成小團體或甚至造成分裂
生態旅遊操作方式（總量管制、單一窗口、環境教育、培力造人、生態資源監測與保育、社區回饋 ）
社會面，制度面，文化面，環境面&經濟面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 and Seascape
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與海景
社經地位不高、人民剽悍，曾經是……一個化外之地
為什麼台灣政府相關單位仍故步自封？……政府在口頭上鼓勵山村發展微型經濟之餘，是否也能在法規上實際給予支持…協調，修訂出跟得上民間[小型創新企業]腳步的合理政策……？
地方創生最重要的在『人』，這個『人』代表的也是政府官員的思維
社區解說員很多原本可能生活沒有目標，但在接受訓練後整個人都變得有自信
臺灣最缺願意做事的人，談到做事，大家都會說好，「好、好、好！」「你去做就好！」但多年的社區經驗讓他發現，只要參與者覺得透過這樣的工作自己會有所成長，大多數的人還是會繼續再來參與。
政策說帖有很多種類型，比方說針對某個法案修法氛圍正熱或值得強力主推時，就會做該法案的一些關鍵爭點與民間建議的說帖，那種就會比較細緻；而新立委上任拜會的說帖就要盡可能用精要的詞語，先介紹自己與廣泛介紹各個法案，然後法案說帖的內容會用附件方式處理。但無論如何，格式上都是一樣的。扣除掉封面與前言，並依照短中長期順序排列各類議題（單一法案說帖通常都不用）後，每個議題的形式會是「背景」、「問題指認」、「政策建議」。可以使用精簡的段落，也可以僅是列點，但務必清晰。你的TA是「對這議題不見得那麼熟悉的委員」，搭配拜會時的解說要直接切入正題，不要繞來繞去或放太多無關資訊，要尊重委員的時間，並且最好先做點功課找與委員領域最相近的議題（如社福+住宅=社宅議題）等。而在說帖寫作上，面對「政策建議」上的苦惱應該是比較常見的。其實平常沒有在做「政策建議」的話，我的經驗是可以先「指認當下現況有哪些重要困境或問題」，然後往回推導出「要解決這問題應該要怎麼做」。但值得注意的是，「問題指認的完成度」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因為你可能下意識覺得你知道問題出在哪了，或那些問題「人盡皆知」、「有眼睛的都看得出來」，但細究之下卻根據不足。這方面就要看各自找尋資料的敏銳度，而其實只要這階段的內容做得紮實，往往一些「政策建議」也就呼之欲出。至於要如何把資料紮實下來，可以使用一些書籍、政府公開統計資料等等，政府公開資料多如牛毛，但如果從別人引用這筆資料的文章中知道「有這筆資料」，再回頭找原始檔，往往有意外驚喜。甚至光是看這些統計資料，很多事情就已經可以顛覆你的想像，已經可以發現一些問題的端倪了。如果發現想要指認或解決你心中的那個問題，但公開資料仍遠遠不足的話，可以透過民調、問卷等方式取得資料，而另一種方式就是政府內部統計資料，通常是NGO與立委／議員問政上進行合作。所以如果還不知道要怎麼提出政策建議，至少先盤點出還缺什麼資訊幫助你判斷建議如何進行。一方面透過公開資料、問卷或與民代合作找到這些資訊，一方面看看國內外有沒有相關研究已經提到這個爭論或已有更好的制度處理這個問題，也能開拓你最後提出解方的眼界（國外的OOO制度很好，但搬來台灣會卡到XXX法，那就從XXX法開始修吧）。回到一切的基礎：資料。公開資訊沒什麼好講，就是蹲馬步笨功夫，摸得夠熟才會有「這筆資料跟之前的另一筆資料對起來，好像會發生有趣的事！」的靈光一閃；而與民代合作的問題要先確保其他功課都先做好了，問題都有列對，再去麻煩人家，問題盡量越簡單越清晰越好，列點呈現，不要讓行政部門有顧左右而言他的迴避空間。我們跟立委合作看到的各種多屋家戶資料，已經不知道有沒有加起來快二十次了。一開始可能會因為各種粗疏被耍，但你總會逐漸逼近真實。大部分的狀況下，資料上這樣就可以了。但有些資料即便與民代合作也不好取得。有些是真的皮到怎樣都不給或亂給，或是這個資料跨部會勾稽所以很難要（如內政部統計處與財政部財資中心），那就要更麻煩委員辦公室，需要請委員把這些部門都一次揪來開協調會。看這個資料的整合上，大家各自有什麼困難，建立對接窗口，當場把負責與期限分派好，期限到了之後再來驗收。而有些時候，你真正想問的問題是不可能拿得到的。需要靠編織問題網去逼近真相，想辦法提出一些可實證且政府必然會有的數據，透過這些數據推導出你想問到的答案，整個過程有點像玩海龜湯。比方說，台灣不可能有任何部門有辦法且有意願統計「台灣租屋黑市佔多少比例？」。那我們就請委員協助釐清了「台灣有多少戶繳納租賃所得稅？繳了多少錢？」與「台灣有多少租屋族用租金抵稅？」這兩筆數據。經處理過後，粗略估算台灣租屋黑市七至九成以上，這個推估最後因為資料限制，絕對還是有不精確之處，且還沒更新最新年份的比例，但這已經是目前全台灣最準確的數據了。甚至連監察院審議部報告都使用我們講的「租屋黑市」這個詞。最後，還是有一些資料是真的要不到的，就是政府壓根沒做這個統計，比方說「有多少領取租金補貼／入住包租代管的房客，有設籍在租屋處？」這個問題就因為根本沒有這個統計欄位所以要不到。但有些時候，「根本沒有某些重要資訊」本身或許就可以是一個問題，政策建議就是「要求政府統計此項資訊」。所以一份說帖最重要的，其實是問題指認夠不夠清晰。只要能夠回應這些問題．解方與政策建議都可以調整。而這整個過程中，數據與資訊的重要性一以貫之。至於一份說帖要不要具備政治判斷？我覺得需要，但不見得需要見於文字。
剛剛跟NGO朋友聊到用來倡議的「政策說帖」怎麼寫，我自己也只有一些摸索與言傳身教而來的粗淺認識，不確定對誰有用（甚至是否有用），諸君姑且看之。...
「MENU」，因為這會是一份今年我們盤點最緊急或最重要的法案改革清單。「MENU」的用途是讓我們拜訪新立委時，讓他們能最方便認知道我們有什麼「菜品」。有一些「菜品」會是我們特別介紹適合這位委員的，有一些則是讓委員辦公室評估之後，看要不要一起點這道菜。這種玩意做起來要頗花力氣，我大概寫完目錄之後給大廚（秘書長）審閱後，後廚真正儲備的「菜品」本身，開議之前就至少要先寫完三樣最有時效性的議題（有一樣分給同事，所以我至少要寫二樣）；而每道菜品都是套餐，有且只有「背景」、「問題指認」、「政策建議」，在可以寫清楚的前提下，字能少就少，不要寫任何其他廢話
剛剛完成了前兩天說腳摔到的那篇文章，待刊出後再跟大家分享。內容大概會是「以青年投票趨勢，重新定位台灣住宅政策與戰略」，並提出針對在野黨／執政黨推動政策的策略剖析」。接下來我要處理的工作，我親切地叫它「MENU」...
凡是國內各族都該一視同仁，社會底層處境比原住民還不堪的，大有人在
封路封山為何事 司馬昭之心乎？山不該成為禁臠？※ 我坐在山上默默不語的看著腳下風景，我和北得拉曼山域間說是隔著一場夢，不如說是隔著一重柵欄。有誰能解夢、有誰能撤除柵欄？是山、是雲、是人？我們替被
潛臺詞其實是：爲什麼華人社會要被迫弱肉強食而原住民可以受保護？无怪優惠少數弱勢又因歷史結構有滅絕危機文化的政策在美國台灣爭議不斷，這兩個弱肉強食的社會。要麼原住民也要弱肉強食、文化滅絕就是競爭力不夠，要麼社會轉型成沒太強調各家競爭，合作、整合(integration)
Acculturation is a proces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that stems from the balancing of two cultures while adapting to the prevailing culture of the society. Accultur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an individual adopts, acquires and adjusts to a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of being placed into a new culture, or when another...
在一九九〇至二〇一〇年這二十年間……
這期間也正是《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施行期間
若想了解台灣產業政策的功與過，這段歷史值得好好研究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獎勵投資多於獎勵升級……廢除五年免稅…是《產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簡稱] 的重要特色……但一九九五年立法院修法，把五年免稅的優惠還給重要科技事業和重大投資事業，但須在股東投資抵減和五年免稅中擇一適用。二○○○年《產升條例》再修法並延長十年，將五年免稅的優惠限用於「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五年免稅與股東投資抵減仍是擇一適用，但只留下法人股東的抵減優惠，個人股東的抵減在修法後五年內逐步歸零。立法諸公顯然受到來自產業界的壓力，才把「五年免稅」的優惠從資源回收桶裡找回來。在《獎勵投資條例》實施的後期，五年免稅已經成為最受歡迎、應用最廣泛、稅損最大的獎勵項目，很難斷奶。此外，《產升條例》生效以後，科學園區的廠商根據《科學園區管理條例》，仍繼續享受五年免稅的優惠，使園區內外的相同產業有不平等的租稅待遇（二○○○年《產升條例》修法時才將園區的租稅優惠併入，消除區內外的差異）。五年免稅的恢復，賦予政府繼續挑選贏家的力量，而且因為範圍較《獎勵投資條例》時代縮小，篩選力道更強。《獎勵投資條例》時代，只要合乎「生產事業獎勵類目及標準」即可享受五年免稅，產業範圍很廣，現在只剩下「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從這個角度看，《產升條例》的成敗更適合用來檢驗產業政策的功過。《產升條例》實施初期十年的所謂「重大投資事業」，標準不甚明朗，由工業局逐案審查，不過基本上獎勵對象是投資金額龐大的一些個案，例如六輕的投資案等……從事後結果看，《產升條例》的租稅獎勵大部分用於獎勵資本支出，而非功能別的項目。在所有功能別的獎勵項目中，只有自動化投資的抵減是最受歡迎的優惠，其他項目的使用率甚低，尤其是人才培訓和國際品牌兩項，申請適用者寥寥可數。人才培訓旨在提高勞動生產力，國際品牌旨在改變經營模式，立意良善，但廠商顯然缺乏呼應政策的誘因，充分證明「徒法不足以自行」。相對的，「重大投資事業」和「重要科技事業」的租稅減免金額則自一九九五年修法後逐步擴大，穩定成長。自動化和汙染防治設備的投資抵減其實都只是鼓勵投資，並不是鼓勵升級。企業除了在人才培訓、建立國際品牌這些改變企業體質的投資上躑躅不前，即使在改變生產方法的投資方面，也偏好設備投資勝於研發投資。投資於新設備和研發是企業提升競爭力的兩大路徑，前者擴大規模，後者則促成創新；台灣企業明顯偏好前者。這段期間台灣發展的主力產業，如半導體或面板，具有技術變遷快、資本折舊快的特性，不斷投資新設備，生產力就會提升，而且投資新設備在五年免稅的優惠下，投資成本可以大幅下降。換言之，租稅優惠的結果強化企業風險趨避的心態，而非鼓勵冒險。以一九九○年代投資最旺盛的半導體為例，如果資本設備在五年內折舊完畢，則「五年免稅」的優惠可使資本報酬完全免稅。在半導體產業有著名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指半導體的製程技術在十八個月內即縮減一半的線徑；換言之，十八個月即有新生產設備的出現。由於資本設備的更新速度快，「五年免稅」和投資抵減的優惠甚至可使半導體企業的實質稅負變成負數。半導體業是資本密集的產業，資本的成本下降，當然使產業的總體成本下降，低成本是台灣半導體業競爭的核心優勢。取得租稅獎勵的行政成本不同，也有鼓勵投資甚於研發的傾向。資本支出較容易證明和辨識，研發支出則比較不容易認定。「重大投資事業」和「重要科技事業」的投資抵減必須在投資前取得政府獎勵的許可；研發投資的獎勵則採事後審查的方式。事前許可雖然麻煩，但減少獎勵的不確定性；事後審查則增加不確定性。而且負責事前許可的是工業局，重視產業發展；負責事後審查的是財政部，重視的是稅收減少。稅務行政也造成投資優惠較研發優惠更受歡迎的局面。總的來說，《產升條例》雖明言要獎勵產業升級，結果還是獎勵投資多於升級。在幾個功能性的獎勵項目中，只有研發支出獎勵有較明顯的效果，研發支出占GDP的比例由一九九○年的一‧六六%增加到二○○○年的二‧○五%，確實有增加，但仍不如預期。我們不得不承認《產升條例》的功能別獎勵並未真正對企業的特定活動產生太大的鼓勵效果，反而對資本形成有較大的幫助。這和租稅獎勵的設計、稅務行政以及「五年免稅」的復活有關係，也受產業發展的「路徑依循」限制。產業的發展畢竟不是隔空抓藥，政策的力道再強，也得看市場是否有支撐條件。台灣一九九○年產業發展最大的市場引力，就是自一九八六年以後風起雲湧的海外投資所衍生的跨國需求。台商在海外投資所建立的海外生產基地，利用國外廉價的勞動力，大幅度擴大生產規模，衍生對國內上游原物料及零組件的巨大需求，轉而誘發國內上游產業的擴大投資。這些上游產業基本上是資本密集的產業，適合在台灣生產，而《產升條例》對投資的獎勵如火上加油，產生很好的效果，加速產業垂直的轉換；下游萎縮，上游膨脹。在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年間台灣對外投資有三個主力產業：紡織成衣、化學製品（含塑膠）、電子產品；而它們的上游產業紡織纖維、化學材料、電子零件（包括半導體）也正是一九九○年代國內大投資潮的主角。這是一種背向整合（backward integration)的發展模式，透過下游的擴張，帶動上游的成長，而且上下游的垂直連結跨越了國境。三個產業中，電子零件業積極投資最為突出。如果我們以工商普查的統計資料檢視一九九一至二○○一年間產業固定資本總量[stock]的變化，可以計算出這十年間，台灣製造業整體的資本存量增加一二三‧二%，各行業之中則以電子零件業的資本存量增加一○○九%最高；亦即十年間成長十倍，這主要是拜半導體業的大量投資之賜。
規模的迷思——企業變大，但沒有變強……台商整合的海外資源，是市場上最容易取得的初級資源，例如土地和勞動力，很少涉及策略性資源，例如高階人才或技術資源。如果像先進國家的跨國公司一樣，要整合跨國的策略性資源，規模效益應該更顯著。台灣企業的規模化除跨國生產的需求外，也受國內資本市場發展的影響。一九九○年以後，台灣的股票市場逐漸成熟，有利於經營良好的企業規模擴張。政府對股票投資產生的資本利得一直給予免稅的優惠，只有股息收入要併入其他個人收入，課徵綜合所得稅。因此上市公司如果只配股，不配息，將盈餘轉投資，使公司不斷擴大規模，對股東來說，既賺到股價差，又不用繳稅；公司則利用《產升條例》的優惠待遇，透過新投資取得五年免稅或投資抵減的優惠。對於具有成長性的企業來說，股市可以提供無成本的資金，公司只要印股票就可以換鈔票，投資於產能的擴充。換言之，只要投資人認為有成長前景的產業，企業規模自然有擴大的趨勢，一直到投資人認為產業已走到成熟階段，成長不再可期為止。企業若欲展示成長力道，以說服投資人，營收就要不斷擴大。除了自力投資擴產外，併購其他企業也有相同的效果，而併購也使規模變大。台灣特有的資本利得免稅和產業稅制，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企業規模壯大有重大影響。例如半導體業的台積電雖然開辦後不久每年都有盈餘，但自一九九四年上市以來都以配股為主，配息為輔，直到二○○五年以後股利政策才翻轉。台積電迄今為止甚少進行對外投資，因此其生產規模的擴大無法以跨國生產的需求來解釋，台灣資本市場的規則與產業稅制才是其生產規模達到世界頂峰的重要推手。……台灣廠商進行跨國生產的本質，僅止於取得一般性的生產資源，例如土地或勞力，達到提高生產效率的目的，卻無法利用海外的策略性資源進行創新……為什麼台灣的廠商雖然規模變大了，市場集中度也變高了，卻未取得熊彼得所言的創新優勢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缺乏超額利潤，一是缺乏實現創新價值的能力。缺乏超額利潤，就無法長期投入研發；雖然規模大，但是毛利低，沒有能力承擔長期研發的風險。另一方面，因其在生產鏈上地位的關係，即使有創新，也無法獨力實現創新的價值，獲得創新的報酬。從事代工生產的廠商即使有創新，創新所生的價值必須由客戶加持才能實現，客戶由創新得到的利益，永遠比代工廠更高
執行期間以短期計畫居多，很少有長期計畫，以工研院執行的「科專」為例，最長是五年。這種短期計畫只能針對產業迫在眉睫的需求進行研究，研究目標都是世界上已經存在並且商品化的技術，無法進行前瞻性的研究。經濟部對執行計畫的考核也以立即性的指標為主，例如技術轉移的收益，甚少長期的指標，例如產業的產值；因此計畫傾向於解決產業眼前面臨的技術難題，鮮少開創性的研究
立法院後來要求工研院來自政府的預算必須與來自民間的經費相等，而民間經費只會來自大型企業，因此工研院和大型企業的互利關係變成了法定義務，工研院服務中小企業的空間縮小，幾乎成了大型企業的輔佐研究機構
在市場競爭壓力下，企業研發支出日增，但大部分研發投資於生產技術的改良，創新性不高，更無破壞性創新。只重技術改良，沒有產品創新，使二○○○年以後的二十年間，台灣產業升級遭遇巨大的瓶頸
《產升條例》下的各種租稅優惠，加上自一九九六年以來實施的「兩稅合一」，使稅基不斷流失，政府赤字不斷擴大，導致二○○五年朝野合力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建立所謂「最低稅負制」，將企業享受的各種優惠歸零，重新計算一個無優惠下的「基本稅額」，稅率介於一二％至一五％，企業最終的稅負不得低於此一水準。「最低稅負制」為特定產業的租稅優惠設下天花板，相對於一般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二五%雖然仍落差很大，不過總算拉近距離，消除某些資本密集產業長期免納稅的奇特現象。
配合租稅優惠的廢除，另外修法把營利事業所得稅由二五％降為一七％，以爭取企業界的支持。《產業創新條例》確實是我國產業稅法的里程碑，終於擺脫「五年免稅」的長期糾纏，工業局也不必再編制「十大新興策略性工業」的清單
除降低營所稅外，也降低遺產贈與稅、鼓勵海外資金回流、鼓勵海外台商回台股票上市……在劉兆玄院長任內曾提出「六大新興產業」的構想，企圖在當時獨大的資訊半導體產業基礎上，延伸並分散產業的發展。劉內閣列舉的「六大新興產業」包括生物科技、觀光旅遊、綠色能源、醫療照護、精緻農業、文化創意產業，都不是製造業，可見目的是利用資訊技術的基礎，發展相對落後的服務業和農業。「六大新興產業」構想提出當時，台灣產業的現狀是半導體一柱擎天，但平均薪資長年不成長，造成民怨，而且超過六成的民間就業在服務業部門，而服務業正是低薪工作人口密集的地方，因此有必要提升服務業的生產力。這個構想不論是目標還是政策工具，都與傳統產業政策的思維不同，例如其中的生物科技產業計畫以成立大基金的方式推動，以突破生技產業一直欠缺的關鍵規模(critical mass)。可惜隨著劉內閣下台，「六大新興產業」計畫就被束之高閣。半導體產業繼續獨走
蔡英文在大選期間就揭示「五大新興產業」的政策，主張重點發展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物聯網產業）、綠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產業。蔡當選後，因應各方要求，又增列新農業、循環經濟兩項，形成執政後「五加二產業」的政策。相對於馬英九執政時期模糊的產業政策，民進黨似乎有意凸顯對產業發展的重視。「五大新興產業」基本上都是製造業…………新政府設立一個類似新加坡淡馬錫的投資公司，名為台杉資本，部分由政府出資外，募集民間資金，投資於五大新興產業。此外,針對綠能和國防產業，以政府採購的方式，企圖育成國內相關產業。例如在綠能科技方面，利用離岸風機的採購，植入國產化的條款，以拉抬國內的供應鏈……可見政治雖然已經民主化，政府選擇贏家的傾向並未改變，「新興策略性產業」的觀念仍揮之不去。如果不是舊習難改,就是這種政策有利於執政……五大新興產業的發展強調「先國內、後國際」的策略，先在國內練兵，創造國內冠軍（國家隊），再出馬國際，爭取國際冠軍。過去台灣產業的發展策略從來沒有這種「先內後外」的策略，向來一開始就面向國際。如果沒有國際市場，台灣產業就沒有機會走出第一步；從來只有在國際市場練兵，沒有國內練兵。這種極端的全球化思維使台灣產業發展成功，也避免政府過度介入產業發展，揠苗助長
未達破產線的金融機構則可將不良債權售予和「重建基金」同時設立的三家「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改善資產負債的結構。政府為了協助金融機構改善體質,把它們的營業稅由五%降到二‧五%，讓它們慢慢累積盈餘，提高自有資本比率。政府的溫暖措施讓良莠不齊的金融機構都度過危機，二○○四年後政府試圖推動金融機構整併（第二次金改），因時機已晚，遭遇政治上的巨大阻力。缺乏整併，使台灣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遲遲無法跳脫規模過小、缺乏效率的困境。銀行無法承擔較高的風險，乃一昧追逐新興的消費貸款和理財市場，在金融產業全球化的浪潮下，長期困在低成長的深淵中。它們長年保有巨額的爛頭寸，使台灣無論是小型或大型企業都失去冒險的能力
二○○○年以後，政府為了保護出口動能，乃以低估匯率和引進外籍勞工作為主要政策工具……二○○七年又容許三班工作制的製造業可以引進外勞…多為滿足電子產業夜班工作的需求。製造業外勞人數在二○一○年以前以總量管制，維持在十八萬人左右，此後逐漸增加，現在已經超過三十萬人
在這段期間，國內儲蓄仍然充足，但投資遲緩，資本形成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大量的超額儲蓄造成金融體系的資金氾濫
台灣的經濟發展向來重製造業，輕服務業，從政府組織就可看出來。在經濟部內，主管製造業的工業局人手多，預算多；主管商業的商業司，機構層級矮一截，而且人手少、預算少。商業以外的服務業分屬不同部會管轄，如主管金融服務的金管會、主管醫療服務的衛生署（今為今為衛福部）、主管教育服務的教育部等，這些部會的主要權責都是監督管理，不是產業發展，部內也無主責產業發展的單位。政府的產業政策其實就是製造業發展政策，服務業向來不在產業政策的設定範圍內
一般台商在共享、共創的過程中，當技術厲害到某種程度時，不是被合作夥伴合併吸收，就是被客戶刻意創造的敵手圍堵而失去市場
台灣的邏輯IC代工龍頭台積電，雖然營運模式和DRAM廠並無不同，但命運完全不同，不但逃過2008年的金融風暴而毫髮未傷，而且日益茁壯，今天已經是全球公認的技術領導廠商，台灣的護國神山。台積電和台灣DRAM代工廠最大的不同是自始就擁有自主設計和製造的技術，雖然這些技術可能落後領先的
當一個新時代到來時，有些人設法去適應它，有些人則藉機推翻舊勢力。設法適應時代的乖乖牌免於被淘汰，但不會有獨角獸出現的奇蹟；利用大好的新時代造反的人才會創造奇蹟
事實上，台灣的企業家不論是事業有成的，或者正在創業的，都充分意識到網路時代的到來，並且採取因應措施。也有許多夢想家利用網路帶來的機會進行創新，可惜他們的創新未能達到「顛覆性」的等級，因此無法成就一隻獨角獸。
台灣知名經濟學家、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陳添枝教授，應邀擔任台灣產業創生平台2022年
台灣的品牌廠大部分失敗於和消費者的溝通上
昨天的一個消息讓生醫界發出不少聲音：健保署核定自費醫材的收費上限[01]。一開始聽到時相當難過，甚至感到生氣，心中不免開罵血汗、鬼島。政府用一顆石頭想止住特定貪婪者讓民眾受惠[05]，卻不免波及到生醫界。背後究竟發生了怎麼樣的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
系統思考看自費限制：健保署為何砸下絆腳石？我們還能做什麼？-昨天的一個消息讓生醫界發出不少聲音：健保署核定自費醫材的收費上限[01]。一開始聽到時相當難過，甚至感到生氣，心中不免開罵血汗、鬼島。政府用一顆石頭想止住特定貪婪者讓民眾受惠[05]，卻不免波及到生醫界。-...
今天臉書被健保署自付差額醫材的新聞洗版了，主要是很多醫生跳出來砲轟健保署莫名其妙之舉，甚至也出現很多未來好的醫材會因為這個收費上限制度而放棄台灣的市場，然後台灣人的醫療就會崩壞！ 對於剛出院的我，剛刷卡付掉幾萬塊心導管暨冠狀動脈支架放置手術的費用，看到這新聞之亂，第一時間想的是能不能申請退費？因為 健保署, 收費, 醫院, 病患, 上限, 醫生, 醫材, 資訊, 手術, 心肌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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